卢作孚研究刊物
卢作孚先生的社会企业家精神
 当前位置:首页 > 图文列表
卢作孚先生的社会企业家精神
上传时间: 2018-07-09 11:19:01     作者: 杜洁     来源: 《卢作孚研究》/http:luzuofu.cn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前的讲话中也强调:“要注重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引导他们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广大民营企业家要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致富思源,义利兼顾,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卢作孚作为老一辈中国本土企业家的杰出代表,在创业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救国图强、造福社会的目标定位,确定“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民生公司章程》明确提出:“以个人影响社会,以事业影响环境,以社会影响国家。”、“个人为事业,事业为社会;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益的”。他兴办的实业,大量利润不是简单用于资本再生产,而是用于社会建设,从而推动产业与地方建设结合的综合在地发展。这种在地化的产业发展秉承着爱国救民的情怀,以极富创造性的智慧,创造出了优化配置本地资源、互助合作成员共享、将资本受益最大化留在本地的在地化社会企业发展道路,在战乱频仍的社会条件下,仍然维持了局部地区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发展,成为中国工业化起步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经验组成部分。

    卢作孚于192510月创办民生公司,1927年在重庆北碚创立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随后,他和胞弟卢子英等同仁一道,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北碚从一个穷僻杂乱的山乡建设成被誉为“现代中国缩影”的模范实验区。在这个社区建设过程之中,民生公司的作用举足轻重。但,以往对民生公司的研究和对北碚城镇建设的研究往往是分开的,很少有研究将这二者放在一起。其实,作为“企业”的民生公司和作为“建设空间”的北碚,是卢作孚同一建设理念下的两个部分,它们相辅相成,集中且系统地体现了其社会改良思想,以及中国早期社会企业家的担当与创新。

1934年,卢作孚在对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工作进行总结时曾说:“(我们)试作一种乡村运动,目的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现代是由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形成的,而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又都是由人们协力经营起来的,人都是训练起来的”[1]278

    这不仅是卢氏在北碚推动乡村建设实践的指导思想,也是他运营民生公司的指导思想,更是其关于社会建设的整体思考。正是通过“社会企业”和“乡村建设”的良性互动与并行推进,同时促进在地化的“企业”与本地“社会”的“双赢”与协调发展。

 

  一、物质建设、产业发展

  卢作孚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指出:“经济问题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和供给的问题。包含着怎么样生产,怎么样交换,怎么样消费,怎么样分配几个问题”[1]77。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各项建设工作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这个“经济”不仅指经营利润的增加,更指为满足人们生活改善而所需的“物质建设”。也即,无论是企业、还是社区,推动整体性建设工作的核心工作都是物质建设——对公司来说,需要进行商业运作以获取利润;对社区来说,需要产业建设以带动经济发展。

    民生公司从创立初衷上,就是一个以国家和社会为己任的企业,其经营投资都同时考虑了产业开发与社会服务的双重目的。要进行“整个的生产运动。……其一是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为全部的联合;……其二(将)连带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谋全部联络。……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1]187。可见,民生公司的宗旨体现的是社会企业的性质:从来不是投资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更主要的是社会建设。

    本着这样的初衷,民生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投资,既包括同业的整合、也包括关联产业的开拓。一方面,有效地减少了竞争风险、降低了运营成本,并在战争环境下为企业运营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供需环境;另一方面,其又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投资,因其与北碚地区的产业建设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位于北碚及周边地区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在一开始就和民生公司的成长相辅相成。1925年,民生公司创立,卢作孚出任总经理,当时公司开辟的第一条航线,就是穿过整个峡区的嘉陵江三峡航线。1927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北碚峡防局局长,并开始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卢作孚先生身兼二职,使得民生公司与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从一开始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有研究显示,从1927年到194922年时间里,民生公司先后投资了95个企业,资本总额达3058万元(抗战前币值),其中大批投资都是用于北碚的产业建设。据民生公司成立十一周年(1936年)纪念刊的介绍,“本公司以服务社会开发产业为宗旨,除本身经营之航业、机械、水电、染织、保险、代办、贸易各种业务外,对于其他实业组织,无不竭诚帮助,尽力投资”[2]1,此外,钢铁、水泥、银行,以及多项文化旅游产业和教育产业,也在民生公司投资范围之内。

    而民生公司在北碚的这些投资,对北碚的产业体系建设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卢作孚在1934年有过这样的归纳:

  “我们(在北碚)积极的乡村运动开始了:第一是吸引新的经济事业。这里富有煤矿,产煤都在山间,运输不便,促成煤业有关的人们组织北川铁路。……我们又进一步联络北川铁路沿线的五个煤厂组织一个天府煤矿公司,准备改用机器采煤。……(还有)我们直接经营的三峡染织厂,集资经营的北碚农村银行。……可以说他们是几个现代的模型,是想将这一大幅地方变成一个现代的生产陈列馆,以上一些事业便首先陈列在中间。而将来的如水泥厂、发电厂、炼焦厂……是正在预备着要经营的,都将他们装置在乡村人们的理想里”[1]279

  可见,通过发掘和整合地方资源,这些来自民生公司的直接和间接投资逐步形成了北碚的经济产业,并进一步吸引外界投资,共同促成了多门类的产业集群(包括交通、能源、金融),进而为北碚作为“生产的区域”夯实基础。

    与此同时,民生公司作为白手起家的企业,在当时恶劣的经济环境下,随时面临着内外竞争、资本缺乏等重重危机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的发展就更需要与本地乡土社会结合,通过建设地方社会,一方面获得和平红利、另一方面降低获得能源与人力资源的成本。通过北碚产业发展的路径可以看到,这些投资为民生公司的经营降低了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提供了充足的煤炭能源供给。其中,天府煤矿产煤为民生公司提供了三分之一的燃料。而北碚所进行的包括社会治安、社会秩序、教育文化、基础条件建设等综合性建设与良性秩序则为民生公司的航运和航道安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保障。

    进一步的说,白手起家的民生公司在创立初期并不宽裕。1927年底,公司才仅有“民生轮”“民用轮”两艘小船、股本10万元(仅收足99 225元)和职工75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仍然冒着巨大的风险投资了北川铁路、天府煤矿等产业。之所以选择能源和交通进行优先投资,既体现其并非“救济”意义上的扶贫济困,而是“授人以渔”1更是希望以此对本地产业建设形成带动和示范作用。这恰好是卢作孚“生产的陈列馆”、“现代的模型”之目标与理念:整体性产业建设所实现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真正的社会建设。

 

    二、社会组织

    卢作孚将“社会组织”放在社会建设的重要位置,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更是对社会关系进行革新的重要环节。这一理念始终贯彻在民生公司的企业管理和北碚的社区管理实践之中,他认为这种“社会组织”革新的核心观念在于“现代化集团生活”。

    西方学者在新世纪才提出企业组织对公共事务的作用。早在80多年前的中国,19327月,卢作孚就首次提出通过公司的组织形式来营造新的社会组织关系之理念。他说:“创造出一种社会的关系……民生公司是一个世界,是许多世界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是有社会的相互信赖的关系的一个世界。……我们努力于交通事业,是要以交通事业帮助一般社会的 [1]173。随后,他在民生公司的机关刊物《新世界》上明确提出“集团生活”的理论和要求。具体来说,他认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是集团生活”,集团生活有三个因素:“第一是整个生活之相互依赖,而不是仅仅生活之某点所需;第      二是集团间之悬为标准相互争夺或相互比赛;第三是因维持前两项的集团关系,有强有力的规定人们行动的道德条件”[1]257

这些理念都并非空谈,在民生公司的日常组织中随处体现着他对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努力。他尝试通过将公司建设成一个全体成员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新式集团,以取代传统的亲族关系。为实现此目标,在工作上,民生采用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采用招考制度选拔人才,并鼓励员工进行各种形式的社团组织,各种社团和组织嵌套于公司的正式组织之中;在生活上,民生公司为员工提供了优厚的福利,包括免费膳食、集体宿舍及各种补贴。比如公司在重庆南岸为员工建设了被誉为“新的集团生活的组织和所在”的“民生新村”(包括小学、托儿所、卫生室、印刷厂、防空洞、消费合作社等),此外,民生公司还有固定的周会、演讲,以及其他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公司职工还经常自编自演戏剧。

    通过完善的组织建设与比其他企业相对优厚的福利,民生公司形成了一个稳定且极具向心力的工作团队,或者说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在战争年代,这样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其也在动荡社会中为地方创造了稳定和良好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卢作孚关于“现代集团生活”的组织革新理念也在建设北碚的过程中贯彻始终。首先,在舆论上下功夫,卢作孚在就任峡防局局长的次年就创办了《嘉陵江报》,目的就在于使北碚的民众“都逐渐能够认识现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由民生公司在北碚投资开办的“三峡染织厂”,逢节假日,厂区就会面向全体居民开放,并专门组织民众前来参观,“把办公、上课、研究的地方以至于寝室、厨房、厕所,都让他们参观完”[3]66-67。希望对北碚居民产生耳濡目染的影响;其次,在青年人中组建学生义勇队,采用军事化的方式进行训练,并使其投入到北碚社区的治安维持与公共建设之中。此举通过青年人的带动,焕发了新的社会风气和面貌,同时以较低的社会组织成本实现了社区公共管理;再次,在北碚兴办大量公共文化设施,通过增加农民的公共生活以拓展其公共视野。例如,通过职业教育、民众学校、短期培训等,给不同层次的民众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机会;建设公共运动场并举办农民运动会,弘扬进取品格与团队精神;建设面向民众免费开放的图书馆、平民公园和温泉公园等设施……,让峡区民众有机会接触到现代公共生活,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影响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

    综上可见,卢作孚试图通过企业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不同的社群中建设一种“现代的集团生活”,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他的这一努力,在民生公司和北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行。一方面,民生公司的创新性管理经验,直接影响着北碚的产业发展,并对北碚民众产生了积极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北碚民众在社区公共意识增强后,有利于在地化低成本良性治理的完成,同时也为民生公司及相关企业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储备。

 

    三、人的训练

    作为一名成功的社会企业家,卢作孚的眼光非常长远。在他看来,创办公司也好、建设实验区也好,其根本目标在于训练能够适应于理想新社会的人。他认为:“我们必须知道人的新的行动没有训练完成之前,新社会是不容许产生的。……今天中国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训练的人,所以根本在先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训练问题”[1]239-241。这种人的训练,不仅包括技术层面的训导培训,也包括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方面的教育和熏陶。

    民生公司自身一直非常重视员工的教育,在创立初期就强调“从人才中求经济”。1928年初即已采用考试制度选拔人才,逐步形成“低级人才过考,高级人才过找”的人员选拔方式。凡考入民生公司的人,都要经过军事和业务训练,考试合格方可派遣到工作岗位。工作过程中,针对员工的文化水平,公司还组织扫盲、读书活动、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娱活动等,持续不断地为员工提供各种培训和学习机会。教育形式多样,既有集体的授课讲座、也有“能者为师”的个人指导、还有外出委培的专题学习。同时,总公司设有图书馆,分公司和轮船上则设有“固定文库”或“巡回文库”,共同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

    与此同时,北碚地方的教育工作也系统全面的展开。学生队、峡区实用小学、民众学校、兼善学校、平民图书馆、短期培训班……多种教育文化设施逐渐设立,同时还有更为灵活广泛的民众教育。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北碚学生队(少年义勇队)的建立。卢作孚在担任北碚峡防局局长伊始,就发现依靠旧的团练组织方式不足以建设新的社会秩序,故尝试采用新的措施培养既有牺牲精神,又要能够带动民众、推动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据卢子英之女卢国模回忆,“从1927年起,卢作孚亲自主持,采取公开招考的办法,在峡区内招收了500余名1625岁的青年,组建起学生一队、二队、警察学生队、以及少年义勇队一、二、三期。”[4]学生队和少年义勇队由肄业于黄埔军校的卢子英亲自担任队长,他强调“成人重于成事,人才重于资财”[4]。采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对青年们进行体质、组织、能力、思想等多方面的训练,并率领他们参加峡区各项公共建设。毕业后,队员们很多成为北碚地方事业或民生公司的骨干人才。可以说,在资金匮乏、资源短缺、匪乱横行的社会背景下,学生队/少年义勇队的组建,为重振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社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北碚还根据在地企业的需要开办了各种专业培训班,比如为民生公司的业务需要而专门开设“水手班、茶房班、理货员班及护航员班等,前后培训了1000余人”[4]1938年,在民生公司的参与下,由卢子英发起成立北碚“文化基金委员会”(简称“文基会”)。文基会的资金来源于各界捐赠以及部分地方公营创收企业,其资金重点用于文化、地方事业的开支,支持了北碚的科学、医疗、文化事业和地方建设。这也为抗战时期北碚成为大后方的文化重镇打下重要的基础。

    正是这些宽泛和基础性的文化教育工作,为民生公司及其投资的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三峡染织厂等在地企业提供了一大批训练有素且理念认同的高素质人才,降低了企业的人力建设成本,提供了动荡岁月十分稀缺的“和平红利”。同时,企业的平稳发展,也为本地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与各项建设的物质基础。

 

    四、结论: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社会建设经验

    卢作孚先生曾说“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其有不亡的保障”[1]272。如果说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试验区是其中的一个试验,以“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1]267。那么,民生实业公司则是他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另一个试验。民生公司的企业运营和北碚地区的社区建设,是其社会建设思想的一体两面,相辅相成。

    民生公司在成功进行企业经营的同时,亦卓越地实现了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功能,是早期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典型代表。作为主要创办人的卢作孚先生,更是我国社会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他一生经营大量产业却无个人私产,被梁漱溟先生誉为“公而忘私,为而不有”。他以整体性的社会视野,既成功运营民生实业有限公司及相关产业,同时规划了民国时期最为持久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19271949);既致力于创建一个服务社会、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新型企业,更希望通过综合性社区建设以培育社会和回馈乡土。

    同时,在经济环境不利、外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民生公司借助与本地乡土社会结合的方式,降低成本、转化危机、化解风险,以乡村建设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卢作孚先生独具东方特色的在地化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以及继承自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精神内核,都是构建当前我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也有助于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为深入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攻坚战提供思想资源和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 凌耀伦、熊甫编. 卢作孚文集(增订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

     [2] 刘重来. 竭诚帮助,尽力投资——卢作孚的投资事业[J],卢作孚研究,20123.

     [3] 刘重来. 卢作孚社会改革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研究[M]. 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

     [4] 卢国模. 八十年前的北碚少年义勇队[J]. 红岩春秋,2010(2):64-66.

(责任编辑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