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研究刊物
国民政府社会动员与 企业管理自新的有效耦合 ——以新生活运动下的轮船茶房变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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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社会动员与 企业管理自新的有效耦合 ——以新生活运动下的轮船茶房变革为例
上传时间: 2018-10-30 11:21:32     作者: 沈 强,周石峰     来源: 《卢作孚研究》


新生活运动是国民政府深度介入社会生活、规训民众行为的重大尝试。在此背景下, 轮船茶房变革问题逐渐提上历史日程。航运企业虽然存在改善经营管理的内在驱力, 但茶房变革显然与新生活运动密切相关。近年来, 新生活运动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1, 但个案性考察仍显薄弱, 因而新生活运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影响颇多模糊之处。而轮船茶房改革问题, 学界虽然有所涉及, 但却多从企业管理层面加以考察2, 政治力量对企业变革的影响未能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将轮船茶房变革问题置于新生活运动的政治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 尝试揭示企业经营管理与政治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轮船茶房买办制度的废除与招聘制度的创建

() 茶房流弊

旧时中国, 在公共场所向他人提供茶水、差役服务者被称作茶房。轮船茶房是指在轮船上招呼旅客, 为其提供茶水、餐食服务的人员, 其工作内容与一般海员不同, 而与其他场所的茶房相似。因其陋规旧习有悖于新生活运动宗旨, 轮船茶房变革势所必然。

1934, 蒋介石于南昌行营发起新生活运动。蒋在其《新生活运动纲要》中指出:“新生活运动者, 我全体国民之生活革命也。以最简易而最急切之方法, 涤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1]1。他将规矩与清洁作为运动的初期目标, 将使全体国民行为符合“礼义廉耻”作为运动的最终目标。为达成目标, 蒋介石规定了开展新生活运动的程序, 提出新生活运动应“由机关团体, 及公共场所, 如学校, 公署, 车站, 码头, 戏馆, 公园, 会场……等作起”, 逐渐推而广之[1]。受此影响, 1935年新运总会根据航轮新运指导员刘鸿生之建议, 以解决茶房问题为切入点, 在航运业内开展新生活运动[2]

刘鸿生之所以将茶房变革作为航轮新运的开端, 是因为轮船茶房的生活习惯与职业行为均与蒋介石提出的国民道德与行为准则相去甚远。首先, 轮船茶房有吸食鸦片、嫖妓、赌博等不良嗜好。1913, 交通部就曾针对招商局新铭船茶房吸食鸦片一事指出:“茶房水手之类, 三五成群, 开灯吸食鸦片, 一无隐匿忌讳”[3]。在中国最大的航轮企业中, 员工竟有吸食鸦片的行为, 公然藐视法律, 可见彼时轮船茶房吸食鸦片的情况应较普遍。不仅如此, 其生活堕落还表现于沾染嫖赌恶习。一位茶房妻子曾控诉其丈夫称:“我的丈夫, 在一只小轮船里当茶房, 收入虽然不多, 但是却学会了嫖, , 吃喝”[4]。沾染不良嗜好不仅有损茶房自身形象, 甚至损害企业形象, 成为影响航企发展的原因之一。

其次, 苛索酒资、勒索难民、唯利是图是时人对轮船茶房的普遍印象。国民政府航政司司长高廷梓在参与招商局整顿时曾提到轮船茶房“专赖乘客所给酒资为报酬, 苛扰需索”[5]。《申报》曾报道招商局茶房苛索酒资:(轮船茶房) 大致每一搭客, 票价3, 酒资亦在3元以上, 亦有给5元者, 就每名以最少两铺位而言, 往来一趟, 仅此小账, 已有10余元至20元矣……故茶房收入实较任何局员为优”[6]。苛索酒资成为茶房获取高额收益的主要方式。不仅如此, 由于民国时期, 国力贫弱, 交通资源十分紧张, 每遇灾祸, 轮船茶房便趁火打劫, 勒索难民。1931, 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 不少灾民涌入上海、武汉等大城市, 旋即便有轮船茶房哄抬票价、勒索难民之事发生, “以致贫苦小民望洋兴叹, 欲归不得”[7]。为解决这一问题, 上海市政府、湖北省警备司令均发布训令, 要求所属各机关告诫各茶房, 对避难灾民“勿得再有需索情事”[8]。可见, 茶房苛索酒资、勒索难民势必会造成茶房与旅客之间的矛盾冲突1

轮船茶房不但吸食鸦片, 甚至私运烟土。1920, 轮船茶房李金泰携带两大篓鸦片至上海浦西法租界, 被巡捕拿获[9]1929年国民政府军政部要求松江盐运副署和上海警察局查禁吴淞口私贩烟土等不法行为, 在检查中查获和平轮茶房潘绪仁和福源轮茶房胡海廷二人私自贩运烟土至上海[10]1931年洛阳轮船茶房杨宝林、陈金华从武汉装运烟土至上海, 被法租界巡捕查获[11]。随着查禁日严, 为躲避缉查, 竟有茶房将烟土伪装私贩, 如某轮茶房陈守梅将鸭蛋挖空, 内置烟土二两, 外涂泥糠, 伪之为皮蛋, 并在12枚烟土皮蛋中混入8枚真皮蛋, 以混淆视听[12]。茶房私贩烟土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以上海为主要贩运目的地;三是形式不断发展, 从最开始的简单包装向伪装转变。轮船茶房私运烟土不仅有违法律规定, 亦会损害公司利益, 造成茶房与航企之间的矛盾。

轮船茶房的不良生活与职业行为不仅与蒋介石提倡的国民道德相悖, 而且也易造成茶房与商旅、茶房与航企的矛盾冲突, 茶房变革成为政府与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实属必然。尽管茶房行为屡遭国人诟病, 却在较长时间内鲜有轮船公司主动解决茶房弊端, 其中症结在于受到买办制度的掣肘。

() 轮船买办制度的弊端

中国现代航运企业最早由外资创办。因外国企业与中国市场之间存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为了更好地管理公司, 外资企业便雇佣中国人包办相关事务, 买办制度因而产生。国人创办的航运企业受此影响, 亦因袭买办制度。这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制度, 在三个方面制约着轮船公司对茶房的训练与管理, 导致茶房弊病难以解决。

首先, 由于买办制度的存在, 轮船公司丧失对茶房的管理权, 难以用公司规章制度约束茶房。买办制度下, 以大买办为主导, 在大买办下设二买办、三买办、头脑、厨工、茶房等若干人, 层层分包, 甚至一船几包。船东或航运公司便失去了对茶房人员的控制权和管理权[13]。所以轮船茶房“虽称是某某船的茶房, 却不是轮船公司的职工”[14]

第二, 买办垄断茶房招聘, 导致茶房人数过多和素质低下。在买办制度下, 茶房招聘多由亲友介绍, 难以采用客观中立的招聘标准。又因茶房苛索酒资, 收入可观, 竟有向买办行贿谋职的情况。以新江天轮为例, 额定茶房本为170, 实际上却多达700, 不少茶房还雇佣副手, 谓之“冷水班”, 船上杂务专由冷水班负责处理[6]。交通部在其训令中曾提道:(茶房人数) 漫无限制, 其结果遂致形成茶房滥索酒资之弊”[15]

第三, 买办制度导致茶房薪酬制度缺失, 使苛索酒资成为茶房收入主要来源。由于航运公司将茶房控制权与管理权交予买办, 自然不再负担茶房工资, 而轮船买办为了尽可能获取利益, 亦不予茶房固定工酬, 因此茶房的收入来源全数依靠乘客所给酒资和拉船票所得回扣。不仅如此, 买办还巧立各种贴费名目1, 向茶房收取饭金, “分润茶房酒资”[16], 推高了茶房勒索酒资的数额, 造成苛索酒资事件长期存在, 成为航业顽疾。

() 废除买办制度, 建立招聘制度

轮船公司若想彻底解决茶房流弊, 首先便要废除买办制度, 重新厘定用人标准、薪酬标准, 建立一套全新的招聘制度。1926, 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便意识到, 若想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 民生公司就必须清理茶房积弊, 提高自身服务水平, 重建茶房招聘制度。是年, 民生公司宣布废除买办制度, 建立轮船经理负责制, 将上至船长、经理, 下至船员、茶房的任命权收归总公司, 从而加强公司对茶房的控制, 使“公司的各项意图和改革措施可以直达基层, 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13]。经过一系列的茶房变革, 民生公司在竞争激烈的渝叙航线逐渐站稳脚跟, 规模不断扩大。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 解决茶房问题被新运总会列为航运业亟需解决的头号事项。其他航轮公司也目睹了民生公司改革茶房制度所取得的成效, 便乘势废除轮船买办制度, 仿效民生公司建立全新的茶房招聘制度, 具体举措如下:

第一, 废除买办制度, 收回公司对茶房的管理权。1934年国营招商局应交通部要求, 取消买办制度, 改派事务长取代之, 并“主任其事”[17]。刘鸿生在招商局废除买办制度后曾谈道:“试行事务长制, 事务长由局委派, 客货收入, 无论盈亏, 与事务长无涉。事务长仅主持照料, 无任用人员之权”[18]。废除买办制度解除了茶房与买办之间的隶属关系, 航轮公司将茶房管理权从买办手中收回, 为进一步解决茶房冗员和苛索酒资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二, 建立茶房招聘制度, 解决茶房冗员和素质低下问题。废除买办制度后, 轮船公司亟需削减大量冗余茶房, 提升茶房整体素质。航轮公司一方面明定各轮茶房数量, 取消“冷水班”。如招商局规定以“各轮舱位之多寡, 配定名额”, 废除冷水班, 所有茶房须重新登记, 未经登记的茶房, 一律革除[19]。时人称颂此乃“举多年积弊而尽除之, 以类化类, 开了风气”[20]。另一方面, 则建立由公司主导的茶房招聘制度。民生公司确立了“低级人员考, 高级人员找”的招聘方针, 凡是进入民生公司的茶房都需经过报名、考试、择优录取等一系列的选拔过程[13]。招商局则建立了练习生招考制度, 规定执事人员必须参加训练和考试[19]。通过建立招聘考试制度, 招录茶房的素质得以提高。

第三, 新建茶房薪酬制度, 严禁茶房苛索酒资。在茶房弊病中, 尤以苛索酒资备受时人苛责, 造成乘客与航轮企业之间紧张关系, 新运总会亦将苛索酒资列为航运企业必须解决的重大事项。前述可知, 缺乏固定薪酬是茶房苛索酒资的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 建立薪酬制度、厘定酒资标准便成为航运公司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招商局、民生、大达、大通等公司响应新运总会要求, 严禁茶房勒索客人酒资, 规定客人给付的酒资以船票价格的十分之一为限, 并订立固定工酬[21]。同时通过媒体力量广而告之, 恳请往来商旅加以监督。

经此“一废两立”的茶房招聘制度变革, 轮船公司掌握了茶房进入公司服务的入口权力, 以制度力量来选拔茶房, 不但使茶房素质得以提高, 亦可为航轮企业对茶房进行训练和管理奠定基础。

二、轮船茶房的人员训练与管理制度构建

() 开展茶房训练

在逐步改革茶房招聘制度的同时, 航运公司开始意识到解决茶房问题不能单纯依靠选拔优秀茶房, 亦必须对进入公司的茶房进行必要训练, 促使茶房形象焕然一新。卢作孚曾认为国人与洋人的差距不在先天素质之别, 而在国人缺乏后天训练, 缺乏“解决当前许多问题的技能的训练”, 所以“人之训练虽感困难, 但问题究竟须从这里解决起”[22]。卢作孚的这一理念与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提倡的“训练国民”的思想具有高度一致性。新生活运动开始后, 航运公司在新运总会的倡导下, 便将举办轮船茶房训练班作为推行航轮新运的重要举措。通过兴办茶房训练班, “将各轮工人陆续调回陆地, 授以新生活及民众成年教育之训练, 使其明了洁净卫生整齐, 而有纪律”[23]。各家公司开办茶房训练班的时间虽有先后之别, 但课程设置、训练方式都极为相似, 基本由思想意识规训、军事武装训练、工作服务训练、文化素质培养四个方面共同组成。

首先, 为了推广新生活运动, 轮船茶房训练班将思想意识规训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招商局开设党义、新生活运动须知、精神训话三门课程[24];大达、大通公司设置党义、精神讲话、新生活之理论与实际三门课程[25];民生公司开设精神讲话一门课程[13]。党义和新生活运动的相关内容是国民党统治思想的体现, 属于政党思想。精神讲话主要包括公司宗旨、公司历史、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则体现了公司文化。不难发现, 所谓思想意识课程基本由政党思想和公司文化两个方面构成, 尤以政党思想为主, 反映了国民党希望通过茶房训练, 将统治思想根植于茶房之中, 维护其威权统治。

较为有趣的是, 在轮船茶房训练中, 航运公司企图借用国家推行政治运动的方式, 将各自的公司精神与文化渗透到茶房意识之中。民生公司创立了“民生精神”1, 在茶房训练中通过精神讲话的方式, 向茶房宣传民生精神。民生公司还首创心理训练。所谓心理训练就是茶房在北碚基地接受训练后, 返回公司继续进行的思想训练, 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宣扬公司文化, 因为“‘人’既加入这个事业, ‘心’也要加入这个事业”[26]。通过思想意识规训, 才能使茶房的思想与公司、国家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 在日后的工作中指导茶房实践。

   其次, 采用军事管理, 开展军事训练。如果说思想意识训练是对轮船茶房心理的改造, 那么军事武装训练则是对茶房身体与意志的规训。推行军事训练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应对匪患。民国时期, 长江水道常有土匪出没, 打劫过往船只。轮船公司希望对茶房进行军事培训, 抵御土匪劫掠。其二是军事训练成为当时人员培训之新风尚。彼时不少人士提出对人的训练不能缺少军训一环, 无论是学生或是职员均须接受身体与意志的军事训练[27]。在此情况下, 招商局将受训茶房进行军事化编制, 分为第一区队、第二区队、第三区队等, 在体育教师的指导下, 开展初步军事训练[28];民生公司提出要“武装茶房”, 授予茶房军事技能, 以提高其在行船过程中抵御土匪的能力[29];大达、大通公司将受训人员分为十个班, 每五班为一个区队, 以区队为单位进行军事训练[25]。这些军事训练课程主要包括了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陆军礼节、手枪学、警察学等[13], 并采用团体训练的方式, 开展群体活动, 用群体力量强化对组织的认同, 达到对身体与意志规训的目的。

第三, 通过服务训练, 提高茶房侍应水平。轮船公司的管理者意识到提高茶房服务水平可以改善公司形象, 提升市场竞争力。为了规范茶房服务, 民生公司订立了《茶房须知》。《茶房须知》是民生公司编订的茶房服务标准, 共计50, 详细规定茶房的各种服务事项及工作流程, 如保持清洁、迎客上船、查验客票、引导补票、守候侍应、保持警惕、介绍行船所过之处的风土人情、留心需要特别照应之商旅等[30]。随后卢作孚在《告茶房》中亦提出了他对茶房的要求:(茶房要) 不断来问候客人, 地板上稍有残渣, 立刻打扫。壶中无水, 立刻装满开水。桌上有龌龊东西, 立刻拭去。厕所不洁净, 立刻抽水冲洗。设使房间风大, 立刻将窗门关闭。房间觉热, 立刻将窗门启开。并且告诉客人厕所在何处, 船上有什么食物, 有什么设备”[31]。这些规定成为民生公司训练茶房服务的重要依据。新生活运动开始后, 招商局、大达、大通等公司也相继跟进, 设立服务常识课程, 教授茶房侍应客人的基本技能, 课程内容涵盖了从旅客上船至离船之间所有的服务项目。随着服务训练的开展, 茶房服务意识逐渐树立, 公司与旅客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改善。

第四, 提高茶房文化素质成为茶房训练的一部分。由于绝大多数的茶房“未曾读书, 因而办起事来, 没有进步, 没有改良”[32], 不能向旅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因此, 航运公司决定在茶房训练中开设国语课程、史地课程, 同时开展识字运动, 以此解决茶房文化偏低的问题。其中, 尤以民生公司的文化训练开展最好。民生公司划拨专项培训费用, 设立识字讲习班、国文讲习班、英文讲习班, 满足了茶房不同层次的需求。该公司的刊物《新世界》刊文称:“凡是茶房们在智识方面所要询问的, 我们都愿意设法在本刊上 (必要时可以用函) 答复”[33], 让茶房将平时读书、写字中遇到的问题投函至编辑部, 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为茶房识字提供助力。不仅如此, 该公司的“民享轮”还将教授的中文、英文内容都列入考试范围[29], 以考核的方式鞭策茶房提高文化素养。

() 构建管理制度

完成训练后, 茶房需要面对公司的入职考核, 考核合格者便会被分派至各轮参加工作。为了保持茶房训练的成果, 加强对茶房正式服务后的管理, 航运公司建立了激励处罚机制、标准工作章程和茶房会议制度。

首先, 建立奖惩机制, 提升茶房服务水平。从现代激励理论来看, 激励是促使员工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那些工作能力要求不高的工作中, 激励似乎是决定绩效的唯一重要因素”[34]。茶房属于低阶职务, 激励对于激发其工作热情有着重要作用。大多数航运企业采用的激励方式都是以精神激励为主, 物质奖励为辅, 精神激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办法。所谓精神激励方式便是利用报刊, 广泛宣传优秀茶房事迹。如民铎轮乘客蒋程遗失票洋46, 被茶房朱茂良拾得后归还, 蒋程致函民生公司为谢, 该公司特将蒋程的感谢函登载至《新世界》中, 对朱茂良提出特别嘉许[35]。同时, 物质奖励也必不可少。民有轮茶房杨志清在后舱拾得130元洋钞, 后寻得失主陈清泉, 陈清泉甚为感谢, 在《国民》《新蜀》两报上特别鸣谢, 民生公司为此嘉奖其5元洋钞, 以资鼓励[36]。此外, 公司还设立惩罚措施, 促使茶房改正不当行为。受到处罚的行为包括苛索酒资、嫖赌、抽大烟、酗酒、夹带私货等。处罚的方式以记过处分为主, 并在报刊上予以曝光, 敦促其醒悟悔改[13]

  第二, 出台规章制度, 规范茶房服务流程。在工作服务训练中, 茶房已练习了递送毛巾、敬茶添饭、递香烟火柴、擦皮鞋、整理被盖、穿衣接帽、扫除地板、送递物件、称呼客人、陪客聊天、送菜上桌等标准规范的服务[13]。民生公司将这些规范整理成了《茶房须知》, 在茶房回船服务后, 各轮经理都将背诵《茶房须知》纳入茶房考核之中[37]。同时还提出眼快、耳快、口快、手快、脚快等“茶房五快”, 作为茶房服务本领, 要求茶房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38]。不仅如此, 航运公司又进一步制定了茶房服务信条、佩戴佩章、整理头式、保持清洁、送信标准、发电话标准等规章。卢作孚认为制定规章制度、统一服饰发式可以培养事业精神, 防止航运事业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而陷于停滞与倒退[39]

第三, 召开茶房会议, 解决茶房服务难题。轮船公司的管理者注意到召开工作会议的益处, 认为“采行会议制度, 在思想上可以相互影响, 情况上相互明了, 免除隔阂, 办法上可以密切领会, 联络一致, 可为全部计划及整理集思广益”[13]。民生公司的民熙轮是最早采行茶房会议制度的轮船, 后经《新世界》报道渐推广于民生各轮。茶房会议一般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由相关领导总结近期出现的茶房工作问题并提出整改意见;第二部分是茶房反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或是总结近来工作情况, 提出改进目标与方法。据民熙轮第二十五、二十六次茶房会议记录, 议程皆为总结近来工作的问题, 如清洁、服务态度、保卫财资等;之后由茶房反映遇到的难处或感谢其他人的帮助, 如“三楼后霸住客”问题、事务部茶房向机舱茶房表达感谢等[40]。茶房会议讨论的内容涉及“茶房本身之整理, 对客人方式、态度, 如何接送客人, 如何使客人满意等, 均非常详明”[41]。随着管理者对茶房会议的认可程度不断提高, 茶房会议渐成定制, 不少轮船规定每周由茶房头脑召集开会一次, “专以检讨本周工作, 茶房方面应革事项, 及应付各种客人方法”[42]。茶房会议成为保持茶房服务水平、巩固训练效果的有力措施。

三、轮船茶房变革的成效

  无论是从企业自身发展而言, 还是从新生活运动的诉求来说, 轮船公司的茶房变革均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茶房个人素质得以提升。茶房训练中特别增加的文化培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开展读书识字运动前, 茶房大多“看书费力, 不能写信, 甚至‘目不识丁’”[33]。随着识字运动的开展, 一些茶房开始积极撰写有关自己工作、生活的文章并通过媒体发表。如民权轮茶房张忠贤将自己每日对办公室的整理与清洁、服侍客人、业余活动的事项都加以记录, 号召所有茶房“努力工作, 努力训练自己成一个现代的人物。”[43]民苏轮茶房刘斗卫则以文字的形式, 从品行、责任心、职业精神等方面阐述了自己如何做一个健全的茶房[44]。茶房清洁意识也逐渐提高。清洁是新生活运动的初期目标之一, 在茶房训练中也被反复强调。民生公司曾要求其茶房不得蓄发, 将光头作为统一发式, 轮船茶房要按时剪发, 保持面貌干净整齐[45]。茶房还勤于打扫轮船, 维持轮船清洁, 日本旅客原口和一就曾对民熙轮整洁的船舱环境大加赞赏[46]

二是勒索酒资现象基本绝迹。曾有报道称招商局海利轮茶房勤务生对客人给予的酬资, 坚决拒绝;民生轮茶房帮助客人递交物品, 客人欲重金酬谢, 该轮茶房亦坚辞不受;三北公司的宁兴轮茶房则自动不取酒资。由苛索酒资到分文不取, 这些茶房被视作“中国轮船茶房之光”, 备受赞扬[47]。同时, 茶房服务十分热情。19371, 国立四川大学毕业生乘坐民生公司民享轮出川, 对该轮茶房服务赞赏有加, 文称:“此次同人等得乘贵公司之宝轮 (民享) 出川, 一切皆甚舒适, 如管理之尽责, 对客人之和蔼, 及茶房训练之成功, 侍应之周到, 均使客人满意, 有如居家者然”, 认为此乃茶房训练与改革的成功之处[48]

三是激励惩罚机制调动了茶房工作积极性。1936年至1938年间, 《新世界》刊载了不少轮船茶房的先进事迹。在这些报道中, 茶房受表扬的行为主要有拾金不昧、工作勤恳、见义勇为等。受表彰的事项虽小, 却是茶房日常工作中最易改善之处, 故而得到了良好的激励效果。从个体来看, 精神激励有助于巩固员工改善行为的效果。如轮船茶房张洪发不被扒手利诱, 帮助乘客追回失窃财物的先进事迹被《新世界》报道之后[49], 张洪发工作更加勤勉认真, 之后的一年中《新世界》又两次刊登其工作勤恳、服务真诚的先进事迹[50-51], 张洪发因而成为先进茶房工作者。采用激励机制, 满足员工受到尊重的需求, 对于改善茶房行为有着积极作用。此外, 茶房会议逐渐成为及时解决茶房工作难题的重要制度。与出台标准工作章程相比, 茶房会议以频率高、解决问题迅速等特点被轮船管理者所喜爱, 茶房问题因此能得到及时解决。以民治轮的一次茶房会议为例, 该次会议共提出六项茶房问题, 每个问题在会议中均给出了解决办法, 要求茶房按照会议提议认真执行。这些问题与解决办法整理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知, 茶房会议涉及的问题或为新近服务中出现的短时性问题, 或是反复出现的长时性问题。短时性问题如服装整洁问题、不尽职责问题, 若以出台规章制度来解决则耗费的时间过长, 而茶房会议却能起到及时解决之作用。长时性问题如吸纸烟、赌博、擅离职守等, 这些问题虽都有规章约束却十分反复, 可见问题顽固, 故在茶房会议反复提出, 起到警钟长鸣之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传统观点认为新生活运动主要在军队、机关中展开, 广大民众介入甚少, 表面上热闹一时, 却鲜有成效1。就轮船茶房变革这一个案而言, 上述观点有失偏颇。轮船茶房不但投身于新生活运动, 而且茶房变革亦取得一定成效, 故不能简单地认为新生活运动缺乏民众参与, 也不能说“这场运动只不过从那些苦难的人民身上一擦而过, 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触动”[52]

    相似的改革措施, 虽取得一定成效, 却最终演绎出不同的改革结果。其中与时局环境联系紧密。1937年后, 中国陷入战乱, 新生活运动从规训民众转向服务战争, 茶房流弊故态复还。在招商局的轮船上, 竟有低舱旅客没有茶房侍应, 旅客“自来自去”“纷乱更甚”, 将“人货一视同仁, 不分轩轾, 当客人为‘牲口’看待”[53]。在联安航务公局的大华轮上, 则有茶房与旅客因言语冲突上演“全武行”[54]

    此外, 新生活运动在茶房变革中发生“变奏”更与变革动因不同密切相关。既受企业改革内驱力影响, 又为回应政治运动的民生公司, 茶房变革不但持续时间长, 成效亦较显著。而单纯因应新生活运动的招商局, 茶房变革效果不彰。如该局新江天轮, 仅在茶房变革后的第二年, 复有茶房苛索酒资, 交通部训令称:“近据调查该轮茶房, 对于各级乘客, 依然额外需索, 实属不法已极, 该轮船长疏于监督, 应予申斥, 事务长管束无方, 着先记大过一次, 以示薄惩”, 要求招商局“切实查禁”[55]。可见, 政治运动与社会需求的耦合度愈高, 成效往往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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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招商局各轮实行废除买办制度[J].海事 (天津) , 1934, 8 (1) .

[19]国营航业之兴办[J].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 1936 (4) .

[20].招商局改革新江天轮茶房制度后感想[J].友声 (上海1923) , 1935 (7) .

[21]国内劳工消息 (八月份) [J].国际劳工通讯, 1935 (12) .

[22]卢作孚.人的训练问题[J].扫荡, 1934 (40) .

[23]高廷梓.高廷梓所谈招商局业务[J].香港华商月刊, 1935(9) .

[24]职工消息[J].交通职工月报, 1935, 3 (10) .

[25]大达大通轮船茶房新生活训练班组织大纲[J].新运月刊, 1936 (34) .

[26]周引.第六期茶房训练[J].新世界, 1937, 10 (12) .

[27]袁公明.我也来说关于加紧军事训练的话[J].明德旬刊, 1931, 5 (7) .

[28]契遥.国营招商局茶房新生活训练班开学典礼参观记[J].航业月刊, 1935, 3 (5) .

[29]船上的杂碎[J].新世界, 1934 (54) .

[30]茶房须知[J].新世界, 1933 (23) .

[31]卢作孚.谈会话:告茶房 (三则) [J].新世界, 1933 (29) .

[32]聂恩荣.对于茶房水手读书[J].新世界, 1934 (59) .

[33]编辑之后:希望本公司水手茶房们注意下面的提议[J], 新世界, 1934 (60) .

[34]劳勒三世.组织中的激励[M]陈剑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5]铎轮茶房朱茂良拾金不昧[J].新世界, 1937, 10 (9) .

[36]船员荣誉[J].新世界, 1937, 10 (2) .

[37]诵读茶房须知公司已定为考绩之一[J].新世界, 1937, 10 (2) .

[38]甘南引.茶房要有“五快”[J].新世界, 1935 (79) .

[39]卢作孚.为什么要穿公司的制服[J].新世界, 1935 (67) .

[40]刘章武.民熙轮两次茶房会议[J].新世界, 1937, 10 (10) .

[41]熙轮茶房会议影响及于各轮[J].新世界, 1937, 10 (11) .

[42]觉轮组织茶房会议[J].新世界, 1936 (101) .

[43]张忠贤, 朱本荣, 王子一, 刘常青, 徐吉昌.我的生活记述 (茶房征文五篇) [J].新世界, 1937, 10 (8) .

[44]刘斗卫.廿六年起我要怎样做一个健全的茶房 (民苏轮茶房征文) [J].新世界, 1937, 10 (3-4) .

[45]各部茶房剪头时间为初一十五[J].新世界, 1936 (108) .

[46]日人“原口和一”对熙轮赞美不置[J].新世界, 1937, 10 (2) .

[47]中国轮船茶房之光[J].新世界, 1935 (74) .

[48]享轮船员王持之等深受乘客赞誉[J].新世界, 1937, 10 (2) .

[49]民宁茶房张洪发利不能诱[J].新世界, 1937, 10 (5-6) .

[50]民宁茶房头脑张洪发服务旅客诚恳[J].新世界, 1937, 10 (5-6) .

[51]用轮茶房张洪发拾物不昧[J].新世界, 1938, 13 (2-4) .(下转第35页)

(上接第29页)

[52]克洛泽.蒋介石传[M]封长虹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

[53]岑公.竟将客人作牲口:招商局轮船茶房之伟大[J].海星 (上海) , 1946 (27) .

[54]朱钦.茶房旅客互殴, 大华轮武剧[J].中外春秋, 1946 (4) .

[55]俞飞鹏.训令:交通部训令:第一七五○号[J].交通公报, 1936 (763) .

作者简介:

沈强 (1991—    ) , , 湖南长沙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周石峰 (1970—    ) , , 湖南隆回人。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原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13-122页。)

(原文中图表与注释省略,完整内容详见《卢作孚研究》杂志。)

                                                                                                                                  (责任编辑  蔡艾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