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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民族产业资本困境研究 ——以川江航运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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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民族产业资本困境研究 ——以川江航运业为例
上传时间: 2018-10-30 11:08:00     作者: 朱佩禧     来源: 《卢作孚研究》


近代中国产业发展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 由于缺乏资本原始积累, 政府对数量最大也最为活跃的民族产业的资金援助极为有限, 因此, 民族产业如何筹措资本是一个重要问题。前人学者就中国近代资本市场问题已有不少研究, 认为不应忽视民间资本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 特别是近代民间资本的活跃表现反映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态势。

那么,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民族产业是如何筹措资本的?近代以来中国的民间资本按照地域不同可分为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两类;按照功能不同, 可划分为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中国近代民族产业快速扩张的过程中, 除了向民间金融机构融资、直接吸收社会存款等方式, 从金融市场中获取短期资金或长期资本也成为企业的一种选择。本文中定义的金融市场包括流动性较强的短期货币市场和流动性较弱的长期资本市场。长期资本市场包括中长期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

本文以川江轮船公司和民生轮船公司这两家川江航运企业为例, 研究长期资本市场中民族产业工业化进程的资本困境, 特别是中国产业由于得不到金融资本的长期支持而陷入无法持续发展的产业资本困境。由于中国民族产业从金融市场借款来筹集资本, 民间资本对中国工业化产生重要影响。民族产业所遭遇的资本困境的共性特征揭示了抗战时期中国民族产业资本困境问题的实质:真正短缺的不是资金, 而是一种将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有效途径。

一、近代中国民间资本的概况

中国人通常把货币当成商品来使用。比如早期的现银, 因其品质与重量不同而价值不同。货币不是以政府的信用流通, 而是当作银块使用, 所以代替银币的纸币往往不能十足通用, 其流通范围只能限于一地, 不能遍及全国。因此统计中国民间所储藏的货币数量有一定的难度。

货币统一是国家经济统一的重要标志。随着中国民间资本日益集中于城市, 工商业兴起, 金融资本日益雄厚, 特别是银行等新兴金融机构的兴起为统计提供了可能。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逐渐改变了军阀分裂带来的混乱局面。特别是19354月法币改革, 从金属货币演进到信用货币制度, 逐渐建立了统一的货币金融体系。据上海市银钱业联合会调查, 国内“中中交农”四行1收回民间藏银约10亿元, 作为法币的外汇准备金, 1939年上海法币发行数额达到23亿元,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法币流通额达到40亿元以上。

可推算出1901-1936年的中国货币流通量 (银币、铜币及纸币) 。比如1933, 银币流通量为22亿元, 铜币流通量为2.5亿元, 而纸币流通量为8.19亿元, 合计32.69亿元。据中国银行的报告, 1933年中国白银的储存量为33亿元。根据王业键 (1981) 推算, 1935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量为9亿元, 对当时白银流通量的估计似乎过低, 比较合理的是Rawski (1989) 的估算, 他认为1935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量为22亿元, 而货币存储量约为33亿元。3因此, 抗战爆发前数年间, 每年的剩余储蓄约22亿元, 其中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约5亿元, 在工业方面的投资至多2亿元左右, 由此可见工业资金的贫乏程度。

    如果将民间所藏现银拿来用作资本, 则中国民族产业的振兴不应受到资本缺乏的限制, 民族产业不会存在资本困境。既然民间现金流通如此充裕, 为什么中国工业化发展仍面临资金困难的问题呢?

首先, 中国的金融资本比较弱小, 除了补足货币流通的任务之外, 对于民族工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壮大还不能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缺少发达的金融机关, 缺乏信用制度, 新式银行局限于大城市, 信用也不甚可靠, 中国的民间资本大多存钱于外国银行, 清末时期则存在钱庄或藏在地下。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 开始于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由于资金困境, 各地乡绅被迫与官僚合作进而被分沾其利, 因此, 官僚资本妨碍了产业的发展。他们对农民和商人职工进行榨取, 对于发达的产业都想占为己有, 或转卖或课以重税, 中饱私囊。因此, 缺乏发达的金融资本, 使得中国工业化发展历程中民族产业不断面临资金困难, 即产业资本的困境。

其次, 外国资本的进入抑制了民族产业的发展, 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19世纪上半叶, 外国资本投资中国, 中国沦为英美资本主义竞相倾销其廉价商品的市场。外国商品冲击了中国农村手工业自给自足的自然关系, 使得中国农民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商业关系, 中国农村因缺乏资本而呈现日渐衰颓之态。列强将大部分资本送回本国, 只留一部分在中国沿海城市, 并通过自身优势对中国加强政治、经济控制, 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西方列强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制, 除了商品输入形式之外, 还有经济投资的形式。外国资本的投资一般来说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类, 也可分为产业投资和政治借款两种, 这两者有很大差别。就规模来说, 产业投资大于政治借款, 政治借款到1938年末达到38亿元, 实际中国接受资金达到28亿-29亿元, 38亿元中还包括高利息的贷款。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清政府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通商口岸直接开设工厂, 1938年底, 产业投资总计63亿4000万元。2产业投资的剧增, 引发了列强间为获取中国利权的激烈竞争。其中, 日本超过英国、美国成为中国市场的最大投资者。日本学者长野郎等人认为, 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产业受到外国产业资本的压迫, 多居于中小工业的范畴;而受到战争的影响, 民间苦于资本和资金缺乏的困境阻碍了民族产业的发展, 抑制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近代外国资本的入侵客观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为争夺商权而兴办企业, 然而民族产业的资本力量薄弱, 无法与英、美、日强大的资本竞争, 处处受其压制。以中国内河航运长江航运业为例, 英、日企业在此互相竞争。其中最先向长江航路伸展势力的是英国, 1898年以后日本公司与英国公司展开激烈竞争。日本方面又合并数个公司形成了日清轮船公司, 势力日渐强大。

 1933年长江航线主要是中、英、日三国竞争的局面, 英国占据优势, 其次是中国, 再次是日本。日本学者长野郎认为, 中国在长江方面的航运业较其他地方相对发达, 而在外洋航运方面中国民族产业较弱, 无法和英、美、日等外国航运业竞争。

相对于外国资本, 民族资本具有保护民族产业发展壮大的特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列强放缓了对中国的资本投资, 中国才出现了纺织、面粉等轻工业在沿海地区发展壮大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中国民族资本的萌芽, 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时期, 各国通过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掠夺殖民地, 作为原始积累的一种重要手段, 向国外输送廉价商品。列强压制中国本国工业产品流向市场, 抑制中国民族产业活动的发展。因此, 中国民族工业在列强资本的压迫和夹缝下艰难成长。

1936年中国的各类工业资本总额略超过50亿元, 相对于1920年代的10.65亿元来说增长将近4倍。2然而, 根据投资总额, 民族资本工业大约为4亿-5亿元法币, 外国资本工业达到3亿美元, 10亿-12亿元法币 (1935100元法币折合29.5美元计算, 即相当于10亿元法币;1938100元法币折合16美元计算, 即相当于20亿元左右) , 后者处于压倒性优势。上海地区在1930年增加输入关税比率之前, 民族资本占35%, 外国资本占65%3据海关贸易统计显示, 1938年各国对中国的贸易投资额约达到32亿4000万元 (包含东北三省) , 其中英国占了37%的份额, 其次是日本 (35%) , 然后是美国。

二、民族产业早期筹集资金的艰辛

长江航路贯穿中国的经济中心, 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大动脉。此时在长江上游游弋的轮船以外国轮船为主, 其中英国和日本最占优势。为了与洋人争利, 保护中国的贸易权益, 促使民族资本投资航运业, 1908321(光绪三十四年) 川江轮船公司成立。这是官商合办的第一家川江轮船公司。1908年川督赵尔丰在《奏川省设立川江轮船有限公司折》中指出, “惟有自行设立轮船公司, 庶几通航便捷, 杜绝觊觎”。而“外人既难终却, 曷若鼓舞蜀中绅商自行创办。能行, 则我占先着, 主权自有;难行, 则以此谢, 断其希望”。根据成立时的章程, 拟招募资本金20万两, 实际只招募到10万两;其中官股占40%、商股占60%, 总共5000, 每股股金20, 股息六分, 官商股息相同。“四川商务总局总办, 候补道周善培前往重庆一带, 查勘水道确切情形。该道勘竣回即饬令川东、商务局总办, 川东道陈遹声, 会办在籍陕西试用道舒巨祥宣布理由, 劝集股分。各商陆续入资, 渐有成数, 刻拟设立公司, 曰官商合办川江轮船有限公司, 合集股银二十万两, 官任其四, 商任其六。官股由藩司极力筹挪, 商股归蜀商如额凑足。”

   川江轮船公司享有在川江上运载货物的特许经营权。“二十五年以内如有官商续办准其附股添船, 不准另立公司”190910, 该公司第一艘商轮“蜀通号”由英国人蒲蓝田船长带领, 从宜昌驶往重庆。“船到之日, 首航宜渝, 次及嘉渝, 上下货件, 由各帮具结, 除装载民船, 听其自便。如愿装轮船, 须先尽川江轮船公司承运, 不得有违, 二十五年以内, 如有官商续办, 准其附股添船, 不准另立公司, 以至倾夺两败。如此则虽外界之竞争, 未能明定限制, 而华商之业, 仍不被侵损。仍由奴才 (赵尔丰) 督饬商务局暨各地方官, 随时保护维持, 藉期周密。”3可见, 川江轮船公司的直接经营者是商人, 官股只是给予航运事业保护和会计稽核特权。

而民族企业经营初期最艰难的问题莫过于资金困难, 川江轮船公司亦是如此。在初期资本金筹集不足的情况下, 川江轮船公司利用上海资本市场中的银元汇兑逆差获得资金5100, 得以购买轮船。然而19096, 成立初期的资本金大半已经用于支付新船“蜀通号”的预付款, 企业资金捉襟见肘。为此, 企业再次向政府招募官股2万两, 商人也设法筹措2万两, 才得以维持运营。由于资金有限, 初期川江轮船公司只有江轮一只, 名蜀通号。每年长江涨水季节7个月航行, 长江落水季5个月期间分段航行:第一段从宜昌到新滩, 使用民船;第二段兴隆滩吃水浅, 使用汽船;第三段到重庆, 使用吃水比较深的船。川江轮船行驶以来获利甚巨, 由于“航业创办之初, 颇有利润, 川人遂以为大利所在, 集资经营”1914, 川江轮船公司又投资20万元, 向英国订购一艘新船蜀亨号投入航运。至此, 川江轮船公司拥有两船并开始航行。

   然而, 由于股东分散各县地区, 川江轮船公司未能实行有力的监督管理。1924, 川江轮船公司内部的股权斗争和经营矛盾重重。公司前后经理“私相授受, 垄断一切, 断送股权, 藏匿账目, 隐瞒余利, 不行清算, 视公司如私产”。5“安将固有之轮无端变卖, 希图得利, 从新造船数只, 概挂外国旗号, 玷辱国权, 蔑视股东, 察其用意, 非将全体股权断送不止。股东等为保存起见, 特为通电披露。事关官款公股, 尚希一致主张, 并请当道诸公迅派专员查算公司账目, 一面将公司现有船只, 新蜀通、蜀和、蜀亨 (三艘轮船) 扣留, 俟将账目清算明白、取消外国旗号, 方许行驶, 以重国权而保股权, 韦素民、柴绍权、高仲良、伍文生、诸维民、林森、魏和清、罗咸初等同叩。”6川江轮船公司内部经营出现了互相扯皮的现象, 特别是股东和经理的矛盾说明了企业内部管理的混乱。

在长江航线激烈的中外竞争中, 占据绝对优势的仍是外国航运公司。1920年英商隆茂洋行建造的“隆茂号”行驶于渝宜航线, 首先打破竞争格局。“隆茂号”性能远远优于“蜀通”轮。此后, 英商的太古、怡和洋行, 美商的大来洋行, 日商的天华洋行、日清汽船公司, 法商的聚福洋行纷纷建造适于川江航行的吃水浅的船只。到1925, “外轮增至二十七艘, 川江航路木船殆以绝迹, 遂皆为外商汽船之活动区域矣”, 华商“航业更无法与外人竞争”19356, 因竞争失利, 加上航路不通、苛捐杂税太重、军运频繁等原因, 川江轮船公司宣告停业。

 产业资本的缺乏使得川江轮船公司负债经营。除了向政府、商人筹集之外, 企业设法筹集社会私人资本。企业利用上海的汇兑市场银元汇水来获得营运的流通资本。川江轮船公司初期筹集资本的窘迫和另一家新兴民族企业的命运有着相似之处, 那就是民生轮船公司 (又称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对创立初期筹集资金的困境有着切身体会。诚如他所陈述的那样:“民生公司产生于民国十四年 (1925) 重庆嘉陵江上游五十二海里的合川, 选择其着手的事业为航业, 正是在扬子江上游一般航业十分消沉, 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的时候, 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在这之前的“十几年中, 由中国公司的创始, 到外国公司的继起;由看重一时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经营, 到英商太古、怡和, 日商日清, 凭扬子江中下游的基础, 有计划地伸入扬子江上游, 以成不可拔的势力;因为内地一时的不宁, 中国旗轮船日减, 外国旗轮船日增, 中国人所有的轮船, 亦几乎无不挂外国旗。有一时期, 扬子江上游宜渝一段, 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 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

民生公司创业之初, 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资金筹措无着。1926610, 在合川县教育局局长陈伯遵等人的帮助下, 民生公司挪借合川县教育局两万银元, 勉强凑齐购买一艘船的费用。1926年卢作孚将“民生轮”开回了合川县, 开始营业。至此, 民生公司最初只有一艘70吨的小货轮, 行驶重庆—合江间的支流短航线。

  民生公司初始所需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 主要是来自朋友间的私人贷款。“股东以合川人为最多, 其投资大半为了朋友关系, 而非为了事业关系;并非有了认识, 而是为了尝试”。卢作孚为了筹措资金, 可谓想尽一切途径和办法。“募股欲到五万元, 收股不到八千余元, 事情既经决定了, 不能等待, 即刻开始订船。当时一部分股东听着过去若干轮船的失败, 对新造轮船产生怀疑, 尽管约定了投资, 却想看看轮船或看看航行再行缴款。上海方面, 轮船造成了, 却须先汇款去, 乃能接收过来。这个困难很费踌躇。反复商量, 只有借贷可以解决。但是那时还没有可以抵押借款的财产, 在未经借款还款以前, 亦未确立其在市场上的借贷信用, 所依赖的只是创办的几个同人信用, 所需款额遂从多方面的个人关系或事业关系转相借贷而来”6

为整合民族航运业力量, 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于1931年开展了“化零为整, 统一川江”的活动, 合并了川江上几乎所有的民族航运企业, 向川江的“霸主”太古、怡和与日清等英、日外轮公司提出挑战。这些外轮企业不惜亏本运营要把民生拖垮, 有的甚至企图收买渔船去撞击民生的船只。但民生公司是民族产业, 卢作孚的爱国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扬, 也得到了公司员工的支持。就在外轮公司联手打压民生之际, 重庆一带的民众自发地提出“要坐民生船, 不坐外国船”, 工商业者也不把货物交给外轮公司运输。由于具有一套新颖的管理方法, 把握住了民族主义的时代脉络, 也由于其创始人卢作孚对“实业救国”的坚持, 民生公司在众多的中外轮船公司竞赛中独占鳌头, 不仅合并了川江轮船公司的所有船只, 且在抗战前夕已基本上独占川江航运。因此, 它与川江轮船公司的发展轨迹有着巨大区别。

三、抗战时期产业资本的短缺问题

关于民生公司创立到后来的发展历程, 诚如194310月卢作孚的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所述, 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 民生公司扩充产业资本350万元, 已经拥有49艘轮船, 总吨位达18718, 职工3991, 资产1215万元, 控制长江上游70%的航运业务, 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

产业扩张需要强大的资本作后盾。民生公司在发展历程中不断得到上海各银行的支持, 其中得到金城银行的大笔贷款, 金城银行日后也成为民生公司最大的股东。民生公司和金城银行之间的合作, 反映了抗战时期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促进了民族企业的壮大发展。

1930年代, 卢作孚在川江一带的业务已经具有相当的基础, 开始向省外扩展, 在计划发行100万元公司债券时碰到困难。金城银行汉口分行经理王毅灵引荐卢作孚与周作民商量, 周作民允诺提供帮助, 并向卢作孚建议:民生主要业务在四川, 总公司设在重庆, 最好先与川帮银行协商, 川帮银行能认购多少就认购多少, 其余不足之数, 金城负责凑成100万元。由于周作民的建议, 使得卢作孚获得金融资本的鼎力支持, 民生公司有了很大拓展。

民生与金城银行还互相持股。比如周作民以送股过户的形式让卢作孚担任金城的常务董事;同样, 金城的重庆管辖行经理戴自牧以民生常务董事的名义, 在卢作孚出国时全权代理民生总经理业务。

总之, 民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金融资本支持。在周作民等金融家的帮助下, 民生公司逐步发展成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近万名员工的大企业, 并持有重庆天府煤矿三分之一的股份, 成为开展多元化经营的集团企业。“近二十年来, 我国企业界发行公司债券, 公开筹备长期资金者, 除民生实业公司及上海闸北水电公司等少数企业外, 可谓绝无仅有。”

1939, 民生公司计划增加资本700万元, 以改造旧船, 此时中央信托局和中央银行都表示愿意以官股60%入股民生公司, 意图控制民生公司。然而卢作孚认为民生作为纯粹的民营公司, 不适宜接受官股, 于是民生改为发行700万公司债, 分别出售给十八家不同的银行, 以避免债权集中于一家, 同时避免国有资本的干扰和控制。

虽然民生公司避免了国有资本的干扰和控制, 但还是避免不了法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对企业发展的影响。19455, 卢作孚访问美国和加拿大, 准备借钱购买新船只, 即以1500万加元的贷款购买12艘轮船。当时外汇实行政府管制, 因此需要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的担保才可以订立购买合同。然而, 当时宋子文出于私心, 拒绝批准担保。1946年春, 在蒋介石的手谕和催促下, 宋子文推迟几个月才给予担保, 而由于通货膨胀, 外汇市场上法币贬值, 原本可以订购12艘外轮变成只能订购9, 民生公司如此大的损失令卢作孚心脏病发作两次, 几乎生命不保。可见通货膨胀和政治干扰对民族企业的消极影响, 由此产生的资本困境对民族企业的长远发展有较大损害。

此外, 游资投机商品, 使得商业资本盛行, 也造成了民族产业的资本困境。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 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国内外游资的“避难所”。1938, 游资还不到5亿元。1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 英国在亚洲的属地实行经济统制, 南洋华侨为避免资金冻结而将巨额资金汇至上海, 游资达到10亿元左右。21939年底上海游资达30亿元, 已激增三倍多。31940年底, 连同上海银行储蓄款项合计, 约达70亿-80亿元之巨。41941年底, 据沪市银行业统计, 游资在100亿元左右, 1941年也成为银钱业盈利最多的一年。51942年“本期钱业有盈无亏, 惟不及去年之巨耳”619426月实行全面兑换法币, 以中储券为中国唯一法币后, 游资的数额以二折一, 减至50亿元左右。

受到游资影响, 国内新式商业贸易公司纷纷成立, 大后方如重庆、桂林、衡阳、西安、成都、兰州及洛阳等地, 出现了大量商业贸易公司, 其资本小则百万元, 大则千万元。内地物资贸易需求正殷, 商品一经转手, 获利数倍, 时间等待越久, 获利愈多, 因此囤积居奇的投机贸易甚嚣尘上, 而对资金的需求愈加迫切。这使得金融市场发生动荡, 商业资本侵蚀金融资本。据商业银钱行庄统计的放款分类, 其中商业放款占80%以上。7由于受到商业资本的牵制, 为了获取战时高额利润, 金融资本不再投资产业, 最后沦为投机风潮的幕后力量, 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同时, 抗战以来急功近利的厂家忽视再生产投资, 有不少企业为了追逐高额的商业利润, 假借工厂之名, 或竞购原料, 或囤积成品, 囤积居奇, 待价而沽, 投机盛行。以棉业为例, 战时棉花的利润高于棉纱的利润, 使得许多棉纱厂不事生产, 而是大量囤积棉花, 待价而沽。因此, 很多厂家开始面临缺乏流动资金的困难。此外, 还有少数厂家并不具备生产的条件, 于是向银行借款, 拖延时日, 勉强维持, 其中借贷款项只贷不还, 导致银行业资金呆滞, 国家银行的经营更由于无法收回长期贷款而陷入无效经营的境地, 导致金融风潮。

总之, 抗战时期资本市场由于游资大量麇集, 商业资本畸形发展, 影响了金融和产业资本的健康自由发展。商业资本的繁荣, 限制了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的流动转化, 易产生金融风潮。特别是商业资金范围日益扩大, 吸收社会各阶层大量过剩资金, 游资投机商品, 影响整个资本市场, 继而破坏了稳定的经济秩序, 导致物价飞涨, 民生困苦。

四、结语

  近代中国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 而民间资本的种类差别和转变的特殊性造成了民族产业的资本困境。

  由于中国的民族资本极度贫弱, 给大量的外国资本进出金融市场提供了商机。以英、美、日为代表的资本除了直接设厂外, 还通过贷款等各种融资方式渗透进中国民族产业, 为中国工业化带来消极影响, 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展开激烈竞争。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外国资本抑制了民族产业的发展, 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自从近代中国开展“与洋人争利”的“商战”, 保护本国民族产业的愿望贯穿整个工业化进程。列强间为获取中国利权的激烈竞争最终刺激了中日民族矛盾, 引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民间资本 (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角色, 在贸易、制造业和货币交易 (借贷、保护和投资) 等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中牟利。抗战爆发以来, 中国的资本市场成为国内外游资的“避难所”, 出现了上海等地区的“畸形”经济繁荣。战时商业资本抑制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导致中国资本市场存在潜在的金融风潮, 这使中国产业发展受到严重的破坏。

  然而, 对于中国民族企业来说, 更糟糕的是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的金融政策“翻云覆雨”式反复变动, 引发通货膨胀, 导致金融市场投机盛行, 产业资本无心投入生产, 大部分资金转为商业资本。商业资本或进黑市或囤积居奇, 对中国工业化产生了更加不利的影响。

  因此, 抗战后期蒋介石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对于经营商业的公司行号进行登记管制, 就是为了保护商业合法利润, 防止因商业利润过高而影响物价及民众生活。可见, 在游资盛行的时代, 政府应限制商业资本的边界, 使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顺利转化, 进而保护民族产业的长远发展。

  从川江轮船公司和民生公司这两家近代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历程可见, 民族产业在初创和发展时期都存在资金缺乏的状况。由于中国缺乏完善的金融组织, 使得筹措产业资本的方式多元化, 或者从金融市场寻求资源, 或者从熟人朋友中借贷, 更有挪借政府经费等方式。

  同时, 在国内环境安定的条件下, 金融资本大量转向产业资本, 民族产业较易从金融市场借款来解决资本困境, 民间资本从金融市场投资产业, 促进了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而在战争动乱的环境下, 金融资本转向投机更高利润的商业资本, 民族产业面临严重的资本困境。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无法良性循环, 这阻碍了中国民族产业的长远发展, 影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作者简介:

  朱佩禧,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2期,20184月。)

(原文中图表与注释省略,完整内容详见《卢作孚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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